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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耳聊《鹊桥仙》:70后江南“小镇做题家”的明亮往事
发布日期:2022-08-15 21:0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少女易知坐在街边屋檐下看船。“船真是好看。一个船队由领头的船牵着,长长的几十条拖船,头船快要钻过大桥洞了,尾船看过去还是小小的一粒。看多了船,她的心思也摇荡起来,跟着船走。”

  最近,杭州作家萧耳的最新长篇小说《鹊桥仙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——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,书写了数位小镇少年成长故事,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,展现江南繁华两代人,或留或走,半生戏梦,聚散离合的动人故事。该小说首发《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》,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称其“给读者打开一幅精准的江南重彩图”。

  萧耳是正宗江南女子,生于运河边、长于运河边,甚至出门求学也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,在她的笔下,江南文明的底色就存在“栖镇”这样的江南古镇,无论盛衰与荣辱,它始终还在那里,存一息之脉相。正如著名作家金仁顺所言:”读完《鹊桥仙》,我深信有一种江南尺度依然未被打破。如《鹊桥仙》里所述的小世界,高一点,低一点,激扬一点,堕落一点,俗一点,雅一点,都不是正宗的江南调性。”

  据萧耳透露,《鹊桥仙》里的四位主角,易知、易从、戴正、靳天,都有现实原型。少女易知身上有萧耳的影子,易从、戴正、靳天三位则是作家亲密无间的发小。何易从言谈举止酷似方鸿渐,靳天是玉树临风的江南美男子,戴正有古代说书人柳敬亭的风度,唯独陈易知少时可爱,成年后却脱离了江南小镇自带的“仙气”,萧耳说,知识分子最难写——“她的知识分子人格阻碍了她”,心里弯弯绕太多,以至于“不够洒脱,不够绽放”。

  他们是生于七十年代,长于八十年代,成年于九十年代的江南小镇精英,没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,除了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错位与冲突”,一生都算适意顺遂。萧耳说,“我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就是‘小镇做题家’出道的。”可那个年代“小镇做题家”的人生一点都不苦,除了上学,许多时候在玩耍、浪游,“几乎没有被‘做题’这件事压抑过,反倒是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的那种特别明亮的感觉。”

  不仅“小镇做题家”是幸运的,就连许多初中毕业上了中专,或者高考落榜的同学,也直接“招干”,成了县机关的公务员,迅速占据了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,“这只能说是时代托起了一代小镇人”,萧耳说。

  运河的浩浩汤汤,渔樵灯火,栖霞镇的石桥青瓦,细雨如烟,镇上的人们荡发荡发,构成了这一代人生命的底色。从小,萧耳枕河而眠,听着轮船的汽笛声入睡,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长桥。萧耳说:“河流通向江河湖海,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,河流对我犹如命运流动的感觉。所以我这个人一直将河流作为一种通道,向往外面的世界,沿着河流无穷无尽,伸向远方和未知。”

  南都:在前几天举办的《鹊桥仙》新书分享会上,几位嘉宾把《鹊桥仙》称之为“世情小说”,承继的是从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海上花列传》到金宇澄《繁花》刘震云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这一脉叙事传统。作为作者,你自己是否认可“世情小说”这个定义?

  萧耳:我是中文系毕业的,当然知道“世情小说”这个名词,不过我写《鹊桥仙》的时候,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类型的小说,就是一直努力想找到契合这个小说气质的一种调性,一种节奏,既要有古典元素,也要有现代元素,我写《鹊桥仙》时当然想到过《繁花》,也想到过《围城》,还想到过一些其他的西方小说,最终在我心里混搭出来了“这一个”。有一位读者朋友指出男主角何易从身上有方鸿渐的影子,我非常高兴。写靳天,我是以一种江南公子哥儿美男子的形象去写的,写他的形象时我脑海里经常冒出《世说新语》里的何晏,面如傅粉,玉树临风,出了汗就更白了,这公子哥儿脾气又特别好,所以女孩子都喜欢靳天(我个人认为美男子相当于一种美德)。如果要说“世情小说”,那么说靳天是美男子就很“世情小说”,说帅,那腔调就不是“世情小说”了。我还将现代人戴正对上了古代的说书艺人柳敬亭,在小说中作了种种铺垫,这些都是作者不仅仅要讲故事,而是讲故事之外的一些努力吧。

  听到几位嘉宾谈到“世情小说”的说法,我也觉得很新鲜。我问一句自己,我承继了吗?《鹊桥仙》写作时因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因子,因为故乡记忆,我确实自觉地运用了很多旧式小说元素,比如最后戴正说书,惊堂木一拍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塘栖镇是《三言二拍》里多次出现的码头,我想过去远远地接一下《三言二拍》。《金瓶梅》也是读过多次的,旧话本小说是我们那地方人家的孩子自小普遍阅读的,包括我自己。也就是说,我们这批江南小镇青年从小的文学修养不是来自西方经典,而是来自《红楼梦》《三言二拍》《海上花列传》这一路,一直到民国时期文人的鸳鸯蝴蝶派,这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学细胞。到初中的时候,开始接触了西方。前几天我一个发小(戴正的原型)跟我说,他记得初一时候,我们同时在看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还说起过,我说我不记得了,他说他看的是《译林》上的版本,我说我家也有《译林》。

  南都:你曾经说过写这本书也是对乔伊斯的小说《尤利西斯》的致敬,《鹊桥仙》和《尤利西斯》看起来差别蛮大,你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乔伊斯的影响?

  萧耳:我非常非常喜欢《尤利西斯》,看过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版本的诠释。我也喜欢意识流小说,所以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多少都受意识流的影响,但我也不刻意去模仿。《鹊桥仙》里的意识流算是比较节制,我没有大段大段的去展开,如果作者不节制,这本书一不小心就会多出5万字来。《尤利西斯》是布鲁姆的一天,他在都柏林的各处游荡着,半夜回到家里。《尤利西斯》的诞生使都柏林后来有了“布姆姆日”,每年这一天都很热闹,《鹊桥仙》里的“少年游”部分,无论是少年还是后来的中年,基本上是在七夕这一天发生的,四个或三个或二个发小一直在栖镇荡发荡发,过程中他们追忆着自己的逝水年华。他们经过的路线可以画一张栖镇线路图,而且《鹊桥仙》中的每一个地名都是真实的,这一点可以说是向《尤利西斯》致敬,只是栖镇相比都柏林来说太小了,量级上有区别。

  南都:最近 “小镇做题家”的相关话题屡屡引发网络热议。《鹊桥仙》写的是塘栖镇的一群“小镇做题家”的人生际遇,这群人生于七十年代,长于八十年代,成年于九十年代,是左右逢源、人生顺遂的小镇精英。从这部小说来看,七零后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似乎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,相对于此前此后的“做题家”们,那个年代的江南“小镇做题家”在人生经历上有哪些特别之处?在精神和性格上又有什么特点?

  萧耳:我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就是“小镇做题家”出道的。我记得刘瑜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,她自己就是当好学生,先把题做好了,才有了后来去看世界打开眼界独立思考的基础,她也觉得这没毛病,而且也觉得来得及。大意如此吧,我当时看了印象深刻,也是赞同的。

  但是我们经历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人生一点不苦啊,我们记忆中除了在学校上课,很多时间就是在外面玩,可以说玩得昏天黑地,书中这群发小,以及我生活中的发小,彼此的友谊虽然也来自于同窗生涯,比如男生女生学习上“别苗头”,学霸之间为了名次也有竞争意识,但这些一点也没有压迫到我们的精神世界,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是在玩耍,浪游。比如书中写易从靳天戴正他们读了武侠小说就想自己写武侠小说,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游戏,我们课间也常常谈论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,包括外星人未来宇宙世界历史地理这些,喜欢玄知识,我们一点都不呆板,求知欲非常旺盛,中学有一阵我狂迷玛雅人,到处找跟玛雅人有关的资料看。我记忆中还有很多快乐时光跟打牌有关,从小学起一直打牌到高中考大学前,可以用“疯狂”来形容。考大学最后几个月夜自习,我还看课外书看得乐不可支,在静静的自修教室突然爆发出笑声,笑得停不下来,我记得是看闲书《镜花缘》。当时我觉得都没啥好复习的了,就用做数学难题和看小说打发高考前2个月的时光。而书中的靳天也是因为高考前无所事事,跟着一帮差生去游荡,经历了“杀狗”事件,这个事件是真实的。这是我们这一批“小镇做题家”们的真实,几乎没有被“做题”这件事压抑过,反倒是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的那种特别明亮的感觉。我们也追星,追歌星,追足球明星,我那时候就开始买《足球世界》了,开始收藏普拉蒂尼和莱茵克尔的海报了。

  但是回过头来说,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经历的不安全的事情要比现在多多了,比如夏天淹死的,触电电死的,年年都有。我童年记忆里,夏天晚上到处去看死人。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“做题家”们比我们可怜多了。

  《鹊桥仙》的主角们都是小镇精英,当时并没有谁上过补习班,但是我们江南小镇整体对读书这件事是很重视的,成绩好一点的孩子都知道自己要考大学,考出去。回过头来看,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中国改开上升梯里搭车的幸运儿。其实我们那代上了大学的“小镇做题家”并不是最幸运的,最幸运的倒是高考差了几十分没上大学的,我的很多没上大学的同学直接就“招干”了,就是现在的直接当了县机关的公务员,而且在各个大家公认很不错的局里上班,生活也不错。还有一些初中毕业就上了中专的,因为那时候国家最缺人才,我们大学毕业后还找不着北呢,他们毕业后已经迅速占据了比如金融系统等要害部门,早早地当了处长之类的官,意气风发。跟现在的考公盛况比,我们那一代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们轻松就获得了,这只能说是时代托起了一代小镇人。

  那时候,城乡差异还是巨大的,但城镇差异并不明显,我所在的县中学也有一些好老师,但在我们毕业那年,好老师一个个回了杭州,回了上海,考研出去了,最后的一个学期也成了我们和好老师们的告别季,印象深刻。

  南都:在《鹊桥仙》这部小说里,我觉得你处理是和故乡的关系,和青春岁月的关系,和逝去的岁月的关系。但对过往岁月的记忆往往是零散的,混沌的,也是缺乏跌宕起伏的。你是在哪一刻开始觉得能从混沌中抽出一条线索,或者开辟一条道路,沿着这条路走下去,就能把栖镇和栖镇上一群人的生活有条有理、有滋有味地讲述出来?在写作的过程里,有没有“此路不通”或者自我怀疑的时刻?是怎么解决的?

  萧耳:这个小说在真正动笔前,大约构思了整整一年的时间,就是要怎么写。当我想到故乡小镇的时候,眼前就会出现两张网:天上一张网,就是我们儿时夏天夜夜抬头看的星云网,星罗棋布海阔天空,通向未知与神秘,想象的远方和异域。整个七八两个月,梅雨季一过,我们的夜晚就是躺在河边乘凉,看天聊天。另一张网是河和桥交织的水网,河流也能通向外面世界。我最终小说的结构,也就是把天上一张网和地上一张网缀起来,小镇主人翁们所有的过去、当下和未来就在这两张网中。就像许地山说的,我们都是“缀网劳蛛”,但是我在小说中传递的世界观,其实也没有这么消极。

  你说的一条线索或道路,我自己写的时候是想从一张12岁的老照片开始,这张老照片一启,就交代了四位主人翁他们的上一代都是认识的,他们初一开始就到了同一个班级,然后想到人生容易聚合的大事,无非是一场场婚礼和葬礼,这个有点像英国电影《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》的安排,我书中写了美枝的婚礼、靳天的婚礼,让靳天和湘湘重逢的一场栖镇婚礼,四个发小超山企业家同学钟晓伟女儿的婚礼,和刘晓光的葬礼。这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,再加上中国人最在乎的春节回老家,他们的半生也过完了。

  我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,是怎么处理每一组人物的独特性问题,比如靳天和湘湘这一组栖镇男女是这一种,快意恩仇大开大合而且戏剧感冲突强的总是更容易写的,那么易知和易从该怎么写呢,我不可能再来一次快意恩仇吧?易从和易从是书中心里弯弯绕最多的两个人,一堆的草蛇灰线但偏不快意恩仇,要拿捏出一个独特性,对我来说是挺挑战的。两组人物都有年少时和重逢后两部分,这一组就不能有重复的部分,该怎么处理,确实是想不清楚怎么是好的。所以《收获》版和单行本版有些细节上是有差别的,我又改了很多,是尽力想在人物命运和关系的走向上更合理。

  南都:《鹊桥仙》里的主要人物在生活里都有原型吗?人物原型知道你在写这部小说,并且也将读到你写的这部小说,这对你的写作是否会造成压力?你怎么平衡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?

  萧耳:基本上都有原型,起码我在写的时候,会浮现出记忆中的一张脸,这张脸是谁的,我去想象TA可能会有的生活和命运,比如很多读者喜欢的沈美枝,我其实融合了四五个镇上女子的形象,她们曾经是我们镇上茶余饭后八卦中的女性人物。书中另一美人杜秋依,其实是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妈说的一位会弹钢琴的阿姨辈美女,我总是远远地见到她,有点像《金瓶梅》里的孟玉楼,很冷美人很矜持很淡,但有一段杜秋依参演电影《杜十娘》的经历又取材于我一个发小女同学,她也是一位美女,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同。书中70后这一代小镇精英群体基本上有原型,上一代人也有原型,但写的时候肯定做了很多处理。倒是12岁相片上的四位主人公,易知有我自己的影子在,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同,书出来后,我老是要说我可比陈易知有趣多了,易知童年少年时期是可爱的,成年后被很多无形的东西束缚,脱离了江南小镇自带的那种“仙气”,她的束缚主要是来自观念上的,她的知识分子人格阻碍了她,她也不洒脱,不够绽放,这是我想塑造的陈易知。总体来说,知识分子还是最难写的。

  三位男主人公易从靳天戴正都有原型,他们都是我亲密无间的发小。他们当然知道我在写,特别难得的是原型们都非常豁达,他们给了我创作很大的支持,我随便怎么“糟踏”他们都可以,所以我写这一代70后没什么压力,倒是写上一代人时,艾伟说我写得比较狠,我不知道上辈人如果看到小说会是什么态度。可惜我母亲已经不在了,她在的时候,连我写的《小酒馆之歌》她都会认真看,写同性恋什么的她都不在话下,我妈和我爸以前都跟我说过,你不要老是写国外的,你也写点中国的。我爸是从功利角度出发的,他认为多写点贴近一点的小说会有更多读者。

  写易从靳天戴正他们去干坏事时,我经常会偷着乐。因为知根知底的了解,一个好处是人物的层次会比较丰满复杂一点点,能够立起来。有原型当然也有坏处,不用他们主动提醒我,我下手处也做不到“狠”,或许会丢失一些力量感吧,我对他们都是“温情主义”的,人人都有缺点,但我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特别闪光的部分。读者会觉得有点理想化了,但理想化的人格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潜在的,只是需要激发而已。

  另外,我认为一本书出世之后自有命运,我又抱有一定的敬畏之心,我希望我的发小们每个人都人生顺遂,都有好的结局,不要被伤害。我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们有很深的感情,把其中一个人写死或写残之类在我这里不可能发生,这是我自己的“尺度”,宁可折损一些所谓的“深刻性”。

  南都:方言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,《鹊桥仙》的语言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,形成独特的江南语态。请例举几个书中用到的你个人喜爱的方言词汇(比如“荡发荡发”),并讲讲它们代表了江南的怎样一种性格或情调。

  萧耳:荡发荡发,解读也很多了,我就不展开了,悠游的状态,一点仙气,小镇庄子逍遥游,等等。你想象一下,如果一个江南小镇人傍晚喝了半斤黄酒,几个人约了一起荡发荡发,有男有女,走到桥上吹吹风,看着河上来往的热闹船只,然后他们要一直走到栖镇尽头,是什么一种光景。

  比如“木郎财仙”,大家也挺感兴趣的,其实就是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,不怎么爱学习的,有一点社会气了,这时候早早懂了男女,谈起恋爱来了,谈恋爱的形式往往是一起在街上荡马路,财仙婆是贬义的,形容这个姑娘有些风流,纤瑟瑟,就是妩媚中带三分轻薄相,有点点像潘金莲,招蜂引蝶,请想象一下。我们少年时代,一边读着圣贤书,一边也是很喜欢听哥哥姐姐辈们的木郎财仙故事的。

  南都:作家金仁顺评价:“《鹊桥仙》里所述的人物与小世界,高一点,低一点,激扬一点,堕落一点,俗一点,雅一点,就都不是正宗江南调性。”为了把过往岁月里小镇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写得正宗,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去做一些考察或者调研?有没有哪些细节上的“正宗”,是只有江南小镇人才能心领神会的?

  萧耳:我在此中生活到上大学才离开,以后也是基本上每个月会回去,我是身在此中的人,一路看着它的沧桑巨变过来的。如果说做一些调研,不如说为了写书还是做了一些案头功课,比如找了很多以前跟塘栖镇有关的典故、诗词等来读,以接文气,还有去看过很多消失的事物:比如已经关停的老工厂的旧址,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轮船码头的废墟,小说中很大一部分家族史的素材都是发小们提供给我的,比如戴正家的和易从家的家史,易从母亲林冰芝和易知母亲谢清韵的故事,都有一部分真实性,小说进行了各种再创造。

  比如范小姐的故事等等,没有那个原型的故事,我确实不可能编得出来那些离奇的细节。我们当年河边的一些老房子是晚清时期就有了,是二层楼木结构的,解放后年久失修,有些楼板就有了缝隙,所以范小姐为了泄愤,才能把马桶里的尿通过楼板缝泼到楼下厅堂间来相亲的男人身上。

  南都:这部小说最开始定名为《河边书》,可想而知运河、码头、水上生活也是书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作为在河边成长起来的人,你对大运河是怎样的情感?

  萧耳:我从小就是枕河而眠的人,每天晚上听着轮船的汽笛声入睡。河和轮船是我儿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我知道每天几点钟会有哪一班客船经过我家门口。我推开窗就看见了长桥。对来我说,无法想象我居住的地方没有水系。河流通向江河湖海,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,河流对我犹如命运流动的感觉。所以我这个人一直将河流作为一种通道,向往外面的世界,沿着河流无穷无尽,伸向远方和未知。人生也就是一站站的码头,有时定居,有时漂泊。一路上遇上各种人,有合得来的,就停下来,做一场长谈。我念念不忘“长谈”二字,就是张岱式《夜航船》对我深刻的影响。昔有一僧人,和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,僧人问,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?士子答,两个人。僧人又问,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?士子答,是一个人。僧人便说,那让小僧伸伸脚。

  南都:你既是作家,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。很好奇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?在写长篇时,怎样保证每天的写作进度?此外,从事新闻工作和当一名作家,哪一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就感?

  萧耳:我已经做了很多减法了。一句话,不能即要又要还要,必须要做取舍的。日常状态里我是个极无趣的人。媒体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新鲜感足,不乏味,自由度比别的职业高一些。所以在我媒体生涯的最后几年时光,我选择了回到一线做记者,我现在是高级记者加首席记者,像我这样还在一线的老媒体人确实很少了,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。我的观念是,西方那些专业领域的记者可以做到白发苍苍,我为什么不可以呢?现在为了工作我读很多的书,我几乎没有娱乐时间,连追剧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
  以前不把写作当件事的时候,我是足球五大联赛都要看的人,还看网球看F1等等,兴趣很广泛,为了有时间写作我很多爱好都放弃了,当然一年会集中出门几次疯玩。我是个极痛恨浪费时间的人,对我认为浪费时间的事没有丝毫耐心,这方面有些不近人情,我也没有时间去维护一些社会面的人情世故,这方面干脆“躺平”。我写作的时候,整个人就在一个小局里,其他周边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,家里人跟我说话,说了好几句,我最多只会条件反射一样地“嗯”几下。

  新闻和文学都曾经是我年少时的梦想,几十年的历程证明,要实现新闻理想太难了,我也无法当真正的新闻勇士,所以我半道上有了退缩的意思。人生苦短,退回到自我世界,去写一点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,去通过虚构表达一点自以为有价值的东西,如此而已。另一方面,正因为我有一个饭碗打底,这个饭碗我尚能胜任,我不用为了谋生写作,所以我在写作上追求的东西就比较纯粹,写作这事情本身,对我来说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现在是只要有一个正在写的东西在日常陪伴着我,我就内心很充实了。至于写出来后有多少动静,我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。